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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我心中的支配部分，当它合乎本性时是如此爱好那发生和事情，以至于它总是容易地使自己适应于那可能发生和呈献于它的东西。因为它不要求任何确定的手段，而是在无论什么条件下都趋向于自己的目标；它甚至从与它对立的东西中为自己获得手段，就像火抓住落进火焰中的东西一样。爝火会被落在它上面的东西压熄，但当火势强大时，它很快就占有和吞并了投在它上面的东西，借助这些东西越烧越旺。

当你行动时，你是你自己的。但当你的行动一变成事实，你就是社会的了。为着自己和他人，让任何行为都不要无目的地做，也不要不根据完善的艺术原则做出。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人们追求隐退自身，他们隐居于乡村茅屋，山林海滨；你也倾向于渴望这些事情。但这完全是凡夫俗子的一个标记，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要退入自身你都可以这样做。因为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到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多少苦恼，特别是他的心里有这种思想的时候，通过考虑它们，他马上进入了完全的宁静。

我坚持认为：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

那么，你不断地使自己作这种隐退吧，更新你自己吧，让你的原则简单而又基本，这样，一旦你要诉诸它们，它们就足以完全地进化心灵，使你排除所有的不满而重返家园。因为，你是对什么不满呢？是对人们的邪恶不满吗？那就让你的心灵回忆起这一结论吧：理性的动物是相互依存的，忍受亦是正义的一部分，人们是不自觉地行恶的；考虑一下多少有多少人在相互敌视、怀疑、仇恨、战斗之后已经死去而化为灰烬，那就会终于使你安静下来。

但也许你是不满于宇宙中分配给你的东西。

那么，你就转而回忆一下这种思想：即事物的偶然配合存在；或者想想这些论据，它们证明了这个世界是一个政治社会，那最终会使你安静。

但也许有形的事物还是要抓住你。

那么，就进一步考虑一下：当心灵一旦使自己与身体分开，发现了它自己的力量，它就不论是在平缓还是激烈的活动中，都不会使自己与呼吸相混；也再想想你在痛苦与快乐方面所有你听到和同意的，你将最终使你安静。

但也许对于所谓名声的愿望将折磨你。

那么，看看一切事物是那么快地被忘却，看一看过去和未来的无限时间的混沌；看一看赞美的空洞，看一看那些装着给出赞扬的人们判断的多变和贫乏，以及赞扬所被限定的范围的狭隘，那么最终使你自己安静吧。

因为从其不变者观之，整个地球是一个点，而你居住的地方又是地球上一个多么小的角落啊，在它上面存在的东西是多么的少啊，而要赞扬你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那么仍旧把这牢记在心：记住退入你自身的小小疆域，尤其不要使你分心或紧张，而是保持自由，像一个人，一个人的存在，一个公民，一个有死者一样看待事物。在你手边你容易碰到并注意的事物，让它们存在吧，那无非是这两种事物：他们是外在的，不可改变的，但我们的烦恼仅来自内心的意见；另一种是所有这些事物，你看到它们是很快改变和消失的。始终牢记你已经目击过多少这样的变化。

宇宙是流变，生活是意见。

如果我们的理智部分是共同的，就我们是理性的存在而言，那么，理性也是共同的。因此，那命令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理性也是共同的。因此，就也有一个共同的法，我们就都是同一类公民，就都是某种政治团体的成员，这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国家。因为有什么人会说整个人类是别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呢？

正是如此，从这个共同的政治团体产生出我们真正的理智能力，否则，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正像我身上属土的部分是某种土给予我的，某种属水的部分是从另一种元素得来的，某种炎热如火的部分是从某一特殊源泉而来的（按照能量守恒定律，没有一什么西是来自无，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复归于无），所以理性的部分也来自于某种源泉。

死亡像生殖一样是自然的一个秘密，是同一些元素的组合和分解，而全然不是人应当羞愧的事情，因为它并不违反理性动物的本性，不违反我们的结构之理。

这些坏事应当由这样一些人做是自然的，这是一种必然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不允许这样，就等于不允许无花果树有汁液。但是无论如何要把这牢记在心，你和他都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死去，不久甚至连你的名字都要被人遗忘。

丢开你的意见，那么你就丢开了这种抱怨：“我受了伤害。”而丢开“我受了伤害”的抱怨，这伤害也就消失了。

那并不会使一个人变坏的东西，也不会使他的生活变坏，不会从外部或内部伤害它。

那普遍有用的东西的本性不得不如此行。

把一切发生的事情都看着是正当地发生的事情，如果仔细观察，你将发现它就是这样。我在此不仅是指事物系列的连续性，而且批正当本身，仿佛它是由一个分配给每一件事物以价值的人所做的。那么像你开始时那样观察，无论你做什么，都参照着善，参照着你将在此意义上被理解为是善的来做它，在一切行动中者贯彻这一点。

不要对事物抱一种那错待你的人所抱的同样意见，或者抱一种他希望你有的意见，而是要按其本来面目看待事物。

一个人应该总是把这两条规则作为座右铭：一是仅仅做那支配的和立法的理性能力所建议的有关对待人们利益的事情；另一是如果身边有什么人使你正确和使你摆脱意见，那就改变你有意见。但这种意见的改变必须仅仅来自某种说服，就像对于何为公正或何为合乎共同利益之类问题的说服一样，而不是由于它看来令人愉快或带来名声。

你有理性吗？我有。那为什么你不用它们呢？是因为它要你走这条路，你却希望别的东西吗？

你是作为一个部分存在。你将消失于那产生你的东西之中，但更确切地说，你将通过变形而被收回到它的生殖原则之中。

一个伟人早就说过：三人行，必有吾师。另一个伟人也曾说过：革命无先后！可现在的一些假洋鬼子们却不曾想过，在同一个祭坛上的大量乳香：一滴是先落下的，一滴是后来落下的，而这并不使它们有何区别。

如果你回到你的原则并崇敬理性生活的话，过不了十天你对人们就会像是一个神，而现在你对他们却像是一头兽和一只猿。

不要像你将活一千年那样去行动，死亡窥视着你。当你活着，当善是在你力量范围之内，你行善吧。

假如你在人类生活中发现什么比正义、真理、节制和坚忍更好的东西，一句话，发现比你自己心灵的自足更好的东西——这种自足能使你在非你选择而分配给你条件下，按照正确的理性行事。我说，如果你看到了比这更好的东西，就可以全身心地转向它，享受那你认为是最好的快乐吧。

然而，并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好，比培植在你心中的神性更好——他检视你所有的爱好，仔细考察你所有的印象，并像苏格拉底所说，使自己摆脱感官的诱惑，把自身交付给神灵并关心人类——如果你发现所有别的一切都不如它，比它价值要低，就不要给别的东西以地位吧，因为如果你一但走上岔路，倾向于别的东西，你就将不再能够集中精力偏爱于那真正适合和属于你的善的事物了。因为，让别的东西——比如说众口称赞、权力和享受快乐——来同那在理性方面，在政治或实践中善的东西竞争是不对的。所有那东西，即使它们看上去可以在加以限制的条件下，使之适应于更好的事物，但它们会马上占据优势，把我们带走。

所以我说，你要径直选择那更好的东西，并且坚持它——可是你说，有用的就是更好的，像黑格尔说有用的就是合理的一样——那么好，如果它对作为一个理性存在的你有用，你就坚持它吧。但如果它只是对于作为一个动物的你有用，那就要拒绝它，不要自傲地坚持你的判断，而仅仅关心以一种确但的方法来探讨。

不要把任何这样的事情评价为是对你有利的，即那些使你不守诺言、失去自尊、憎恨他人、多疑、苛责、虚伪和欲望一切需要墙和幕的东西的事情，因为那更喜欢他自己理性的人，他不扮演悲剧的角色，不呻吟，不需要独处或很多伙伴，最重要的是，他将在生活中不受死的诱惑也不逃避死亡（我谈到了许多有关死的话语，也许我已经老了），对于他的灵魂究竟在身体中寄寓多久，他是完全不关心的。因为，即使他必须马上离去，他亦将乐意地离去，就仿佛他要去做别的可以正派和体面地做事情一样。他在全部的生命中只关心这一点，即他的思想不要离开那属于一个理智的人、属于一个公民团体的一切。

在进行磨炼和净化的一个人的心灵中，你不会发现任何腐朽，任何不法和任何愈合的作品。当命运就像人们所说的使演员在剧终前离开舞台一样夺走他时，他的生命并非就因此是不完全的。此外，在他心中没有任何奴性，没有任何矫饰，也不是太紧地束缚于其他事物，同时又不是同它们分离，他无所指责，亦无所逃避。

要尊重产生意见的能力。在你的支配部分里是否存在着与理性动物的本性和气质不相容的意见，完全依赖于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将使你不致于草率判断，使你对人友善，对内心的神性服从。

那么，把所有的东西丢开，只执着于这很少的事情吧；此外还要记住：每个人都生存在现在这个时间里，现在是一个不可分的点，而他生命的其他部分不是已经过去就是现在尚未确定。因此，每个人生存的时间都是短暂的，他在地上居住的那个角落是狭小的，最长久的名声死后也是短暂的，甚至这名声也是被可怜的一代代后人所持续，这些人也将很快死去，他们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更不必说早已死去的人了。

你对呈现于你的事物为自己下个定义或作一描述，以便清楚地从其实体，从其袒露，从其完整性来看看它是何种性质的事物，告诉你自己它适当的名称，以及组成它的各种事物（它以后将又分解为这些事物）的名称。因为没有什么比灵魂的飞升更具有创造性的了，它能系统和真实地考察生活中呈现于你面前的所有对象，总是凝视着事物以便同时看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宇宙，万事万物在其中各起什么作用，相对于整体各有什么价值，相对于人又各有什么价值（人是至高之城的一个公民，所有其他的城都像至高之城的下属）。每一件事物是什么，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那现在给我印象的事物又能持续多久，我需要以什么德行对待它，比方说，文雅、果决、真实、简朴、满足等。

因此，一个人在任何环境中都应该说，这来自神性，是按命运之线的配置和纺织，或按照巧合和机会这样一些东西而安排的。说这些事情是来自与我同一根源的人，来自一个是我的同胞和伙伴，然而却不知道什么事情合乎他本性的人。但是我作为知道什么事情是合乎本性的人，所以要根据同胞之情的自然法则，以仁爱和公正对待他们。而在同时，对这些我漠然置之的事情，我又要确定每一个的价值。

当你做摆在你面前的工作时，你要认真地遵循正确的理性，精力充沛，宁静致远，不分心于任何别是事情，而保持你神圣的那部分纯净，仿佛你必定要直接把它归还似的。若你坚持这一点，无所欲望亦无所畏惧，满足于你现在合乎本性的活动，满足于你说出的每个词和音节中的勇敢的真诚，你就能生存得幸福。没有任何人能阻止这一点。

就像医生总是要备好他们的器具和手术刀以待突然需要他们技艺的病人一样，你也要通过回忆那把神性和人性统一起来的契约而备有的一些原则，用来理解宇宙间的事物，知道如何做一切甚至最小的事情。因为，若是你不同时参照神性的事物，就不会把有关人的所有事情做好，反之亦然。

不要随便地游荡，因为你将面临自己记忆的衰落，不再能追忆古人的行为，也读不成你自己晚年保存的书籍。那么抓紧你前面的最后一些日子，丢开无用的希望，来自己援助自己，如果你完全关心自己的话，而这是在你的力量范围之内的。

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是通过语词的偷窃、播种和购买来进行的，保持宁静吧，考察应当做什么，因为这不受眼睛而是受另一种观照力的影响。

色诺芬说：“心灵和欢愉的欲念同时植根于一个身体里，而这种欲念总是在呼唤身体，命其放弃克制自己，赶快令身体得到满足。”当你打失了自己，满足身体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情。而我是在说：身体、灵魂、理智、感觉属于身体，爱好属于灵魂，原则属于理智。通过现象而得到形式的印象——这种能力甚至也为动物所拥有；被一连串的欲望所推动——这既属于野兽也属于把自己变成女人的男人。拥有指导那看来合适的事物的理性智——这也属于那些没有神性的人，背叛亲友和国人，关起门来干坏事的人。

那么，如果所有别的一切对于我刚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共同的，还留下什么为善良的人所独有的呢？那就是对所有发生的事情，对为他而纺的命运之线感到满意和愉悦；那是是不玷污和不以一堆形象搅乱置入他心中的神性，而是使它保持宁静，把它作为一个法则而忠顺地服从它，绝不说任何违背真理的话，不做违背正义的事。即使所有别人都不相信他是过着一种简朴、谦虚和满足的生活，他也绝不会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感到失望，也不偏离那引到生命终结的这条道路，循此一个人应该达到纯粹、宁静，乐意离去，没有任何强迫地完全安心于他的命运。

你一定听到过古人“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说法了。我要告诉你，这是因为我们不仅应当考虑到我们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耗费，剩下的部分越来越少，而且应当考虑另外一件事情，即如果一个人究竟活得久些，也没有多大把握说理解力还能继续足以使他领悟事物，还能保持那种努力获得有关知识的思考能力。因为他将在排泄、营养、想象、胃口或别的类似能力衰退之前，就开始堕入老年性昏聩，而那种运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满足我们义务标准的能力，清晰地区分各种现象的能力，考虑一个人是否应当现在辞世的能力等诸如此类的能力绝对需要一种训练有素的理性，而这理性整个地已经衰退了。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这不仅是我们在一天天地接近死亡，而且因为对事物的观照和理解能力将先行消失。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甚至在那些合乎自然地产生的事物之后出现的事物，也令人欣悦和有吸引力。例如无花果，当它们熟透时会裂开口；成熟的橄榄愉在它们接近腐烂时给果实增加了一种特殊的美；谷穗的低垂、狮子的睫毛、从野猪嘴里流出的泡沫，以及很多别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孤立地考察它们，虽然会觉得它们是不够美的，但由于它们是自然形成的事物的结果，所以它们还有助于装饰它们，使心灵愉悦。一个人如果对宇宙中产生和事物有一种感觉和较深的洞察力，那些作为其结果出现的在他看来就几乎都是以某种引起快乐的方式安排的。所以，在观察真正的野兽张开的下颚时，并不比年到画家和雕刻家所模仿的少一些快乐；他能在一个老年人那里看到某种成熟和合宜，能以单纯的眼光年轻人的魅力和可爱。很多这样的事情都要出现，他们并不使每个人愉悦，侧只是使真正熟练自然及其作品的人愉悦。

你上船，航行，近岸，然后下来。如果的确是航向另一个生命，你就什么都不需要。但如果你是航向一个无觉之乡，你将不会再受痛苦和快乐的掌握，不会再是身体的奴隶，而身体有多么下贱，它亿服从的对象就有多么优越，因为后者是理智和神性，前者则是泥土和速朽。

当你把你的思想指向公共福利的某个目标时，不要把你剩下的生命浪费在思考别人上。因为，当你有这种思想时，你就丧失了做别的事情的机会。这个人在做什么，为什么做，他说了什么，想了什么，争论什么，注意所有这些事情将使我们忽略了观察我们自己的支配力量。所以，我们应当在我们的思想行进中抑制一切无目的和无价值的想法，以及最大的好奇和恶意的感情；一个人应当仅仅使他想这样一些事，即当别人突然问：“你在想什么？”他都完全坦白地直接回答：想这个或那个。并且从你的话里清楚地表明：你心中的一切都是朴实和仁爱的，都有利于一个社会动物，你没有敌意、嫉妒和疑心，或者有任何别的你说出来会感到脸红的念头。因为，一个毫不拖延地如此回答的人是最好的人之下列，犹如神灵的一个使者，他也运用他植入他内心的神性，那神性使不受快乐的玷污，不受痛苦的伤害，不被任何结果接触，也不感受任何恶，是最高尚的战斗中的一个战士；他不被任何激情所压倒，深深渴望正义，满心欢喜地接受一切对他发生和作为他的份额分配给他的事物；他不是经常，但也不是无需为了普遍利益来考虑别人的言行和思想。由于唯一属于他的是他自己的行为作出的决定，他不断地思考什么是从事物的总体中分配给他的，怎样使自己的行为正直，说服自己相信分配给他的那一份是好的。因为那分配给各人的命运是由各人把握的，命运也把握着他。他也记住每个理性动物都是他的同胞，记住关心所有人是合乎人的本性的，一个人不应当听从所有人的意见，而只是听从那些明白地按照本性生活的人们的意见。但对于那些不如此生活的人，他总是记住他们在家是什么样的人，离家是什么样的人；记住他们做什么工作，他们和什么人在一起过一种不纯洁的生活。相应地，他就一点也不看重来自这一类人的赞扬，因为这类人甚至对自己也是不满的。

不要不情愿地劳作，不要不尊重公共利益，不要不加以适当的考虑，不要分心，不要虚有学问的外表而丧失自己的思想，也不要成为喋喋不休或忙忙碌碌的人。

让你的尊严和人格成为你心中唯一的神，有一个生命的存在的保护者，一个介入政治的成熟的男子的保护者，一个国人，一个统治者与被除数统治者的保护者。这个统治者像一个等待生活中召唤他的信号的人一样接受自己的职位，不许誓约，也无需别人的证言。

同时，你也心情地欢乐吧，不寻求外在的帮助，也不要别人给的安宁。这样，一个人就必须笔直地站立，而不是让别人扶着直立。

你既已知道命运无常，为什么还要抱怨自己的不幸呢？

由于你有可能在此刻辞世，那么相应地调节你的第一个行动的思想吧。

如果有神灵存在，离开人世并非一件值得害怕的事情，因为神灵不会使你陷入恶。但如果他们确实不存在，或者他们不关心人类的事务，那生活在一个没有神或神意的宇宙之中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无论神灵存不存在，不陷入恶完全是一个人的力量范围之内的。那不使人变坏的事物，怎么能使一个人的生活变坏呢？但宇宙的本性忽视这些是有可能性的，但这不是由于无知，也不是因为有知。也不是因为没有防止或纠正这些事情的力量，也不可能是因为它缺少力量和技艺，以致犯了如此大的错误——使好事和坏事竟然不加区别地降临于善人和不断改进人的身上。但可以肯定，生死、荣辱、苦乐所有这些都同样地发生于善人和恶人的身上，他们并不使我们变好或变坏。

所以，这些事物既非善也非恶。

所有事物消失得多快呀！在宇宙中是物体本身的消失，而在时间中是对它们回忆的消失。这就是所有可感觉的事物的性质，特别是那些伴有快乐的性质或骇人的痛苦的事物的性质，或者是那些远揪国外的虚浮名声的性质。它们是多么的无价值、肮脏、腐烂和易朽啊！所有这些都是理智能力要注意的。

理智能力也要注意那些以意见和言论造成名声的人，注意什么是死亡这一事实：如果一个人观察死亡本身，通过反省的抽象力把所有有关死亡的想象分解为各个部分，他就将把死亡视为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运转；如果什么人害怕自然的运转，那他只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无论如何，死亡不仅是自然的运转，也是一件有利于自然之目的的事情。理智能力也要注意人们是怎样接近崇高的，是通过他的什么部分接近神性，以及他的这个部分是什么时候做的。

没有比这更惨的了：一个人旋转着穿越一切，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打听地下的事情，猜测他邻人心里的想法，而不知道只要专注于他心中的超我而真诚地尊奉他就足够了。对心中超我的尊奉，在于合心灵免于激情和无价值的思想而保持纯洁，不要不满足于那来自宇宙和从们的东西。因为，来自宇宙的东西，因其优越性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来自人的东西，因我们与宇宙在同一个家庭，也是我们应当珍重的。有时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因对善恶的无知而引起我们的怜悯，这种不辨善恶的缺陷，并不亚于不辨黑白的缺陷。

像那首歌里唱的，你虽然打算再活三千年，但还是要记住：任何人失去的不是别的什么生活，而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任何人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是他现在失去的生活。最长和最短和生命就如此成为一同。

虽然那已逝去并不相同，但现在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丧失的看来就只是一单纯的片刻。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丧失过去或未来——一个人没有的东西，有什么人能从他那儿夺走呢？

这样，你必须把这两件事牢记在心：一是所有来自永恒的事物犹如形式，是循环往复的，一个人是在一百年还是在三千年或无限的时间里看到同样的事物，这对他都是一回事。二是生命越长者和濒临死亡者失去的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唯一能从人那里夺走的只是现在。如果这是真的，即一个人只能拥有现在，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丧失一件他并不拥有的东西。

人的灵魂的确摧残自身，首先是在它变成宇宙的一个肿块的时候，或者说，就其可能而言变成一个赘生物的时候。因为，为发生的事情烦恼就是使我们自己脱离本性——所有别的事情的本性都包含的这一本性的某一部分之中。其次，灵魂摧残自身是在它被什么人排斥或者怀有来意攻击的时候，那些愤怒的人的灵魂就是这样。第三，灵魂摧残自身是在它被快乐或痛苦压倒的时候。第四，灵魂摧残自身是在它扮演一个角色，言行不真诚的时候。第五，是在它让自己的行动漫无目标、不加考虑或不辨真相地做事的时候，因为甚至最小的事情也只有参照一个目标来做时才是对，而理性动物的目的就是要遵循理性和规律。

在人的生活中，时间是瞬息即逝的一个点，实体处在流动之中，知觉是迟钝的，整个身体的结构容易分解，灵魂是一涡流，命运之迷不可解，名声并非根据明智的判断。一言以蔽之，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只是梦，生命是一场战争，一个过客的旅居，身后的名声也迅速落入忘川。那一个人靠什么引导呢？唯有哲学。而这就在于使一个人心中的灵性不受摧残，不受伤害，免于痛苦和快乐，不做无目的的事情，而且毫不虚伪和欺瞒，并不感到需要别人做或不做任何事情。此外，接受所有对他发生的事情，所有分配给他的份额，不管它们是什么，就好像他们是从那儿，从他自己所来的地方来的。最后，以一种欢乐的精神等待死亡，把死亡看着只是组成一切生物的元素的分解。而如果在一个事物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元素本身并没有受到损害，为什么一个人竟忧虑所有这些元素的变化和分解呢？因为死亡是合乎本性的，而合乎本性的东西都不是恶。

品质不能遗传，但它闪耀在良好的传承之中。

伟大的时代未必人人都很崇高。而我却不忘记父辈的教诲，使我保持了与泡沫和碎片无缘的青春之美。

苍天痛了，我的麦田已经荒了很久。

一日之始，我就对自己说：我将遇见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傲慢的人、欺诈的人、嫉妒的人和孤独的人。他们染有这些品性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我——作为知道善和恶的性质，知道前者是美后者是丑的人；作为知道做了事的人们的本性是与我相似，我们不仅具有同样的血液和皮肤，而且分享同样的理智、同样一份崇高和尊严的人——绝不可能被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损害，因为任何人都不能把恶强加于我，我也不可能迁怒于这些与我同类的人，或者憎恨他们。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人，社会就是由你我这样互相依存的人组成；我们是天生要合作的，犹如手足和眼睑。那么，互相反对就违反本性了，就自寻烦恼和自我排斥。

不论我是什么人，都只是小小的肉体、呼吸和支配部分；它们只是血液、骨骼和一种网状组织，是一种神经、动脉和静脉的结构。所以，我不要再让这肉体成为心灵的奴隶，不要再不满意我现在的命运，或者躲避将来。

来自命运的东西并不脱离本性，并非与自然法则没有关系和干连。所有的事物从宇宙中流出；此外有一种必然，那是为着整个宇宙的利益的，而你我只是它的一部分。但整体的本性所带来的，对于本性的每一部分都是好的，有助于保持这一本性。而现在宇宙是通过各种元素及由这些元素组成的事物的变化保存其存在的。记住，让这些原则对你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总是决定你的意见吧。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是因为牛犊不知道虎是什么。丢开对书本的渴望，你就不能抱怨着死去，而是欢乐、真诚地在衷心感谢在造化中涅磐。

记住你已经把这些事情推迟得够久了，你从造化得到的机会已经够多了，但你没有利用它。你现在终于必须领悟到那个你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宇宙，领悟那种你的存在只是其中一段流逝的宇宙的管理。你只有有限的时间，如果你不用这段时间来清除你灵魂上的阴霾，它就将逝去，你亦将逝去，并永不反复。

每时每刻都要坚定地思考，像一个赋有完整而朴实的尊严，怀着友爱、自由和正义的情感去做手头要做的事情那样的人。你要摆脱所有别的思想。如果你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仿佛它是最后的行为，排除对理性命令的各种冷漠态度和强力厌恶，排除所有虚伪、自爱和对给你的那一份不满礼之情，你就将自己得到解脱。你看到一个人只要把握多么少的东西就能过一种宁静的生活，就会像神的存在一样；因为就神灵来说，他们不会向注意这些事情的人要求更多的东西。

你错待了自己，我的灵魂，而你将不再有机会来荣耀自身。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足够的，但你的生命已走过了一大半，你的灵魂却还不去把握自己，关照自身，而把你的幸福寄予别的灵魂。

你碰到的外部事物使你分心了吗？给出时间来学习新的和好的东西而停止兜圈子吧。但你必须避免被带到另一条通道。因为那些在生活中被自己的活动弄得筋疲力尽的人也是放浪者，他们没有目标来引导每一个行为。总之，他们所有思想都悬在空中，无目的地。

如那个名字叫苏格拉底的先哲所说：认识你自己。

不要去注意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一个人就很少会被看成是不幸福的；而那些不关注自己内心的活动的人，却必然是不幸的。

你必须部是把这记在心里：什么是整体的本性什么是我的本性，两者怎样联系，我的本性是什么性质的整体的一部分；没有人阻止你说或者做那你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符合本性的事情。

你好好听我说，因欲望而引起的犯罪，比那些因愤怒而引起的犯罪更应该受谴责。因为，因愤怒而犯罪的人看来是因某种痛苦和不自觉的患病而失去理智；是欲望而犯罪事实的人却是被快乐所压倒，他的犯罪看来是更放纵和更懦弱。同样的，因快乐而犯的罪比因痛苦而犯的罪更应该受到谴责。总之，后者就像一个首先被人错待，由于痛苦而陷入愤怒；而前者则是被他自己的冲动驱使做出恶事，是受自身欲望的牵导。

      文化除了自身的发展，它还承载着什么？

      与“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同步，建设创新型国家拉开帷幕；与全社会建设小康社会同期，到2020年，我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创新是企业进步的生命线。”“创新是科技腾飞的翅膀”“创新是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部振兴的动力。”“创新是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根和魂。”“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我国确定的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正在形成共识、形成合力。用15年时间建成创新型国家，这是一场重大而深远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呼唤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呼唤在全社会导引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风尚，营造一种敢于创新的文化。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为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必须“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养全社会的创新精神”。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

        大力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养创新精神，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文化动力，就这样成了我们时代的迫切要求。文化发展，功莫大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现证明，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标志。这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决定了它所造就社会的兴衰成败和国家的强弱。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创新，打破了中世纪的思想黑暗；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创新，揭开了资本主义思想解放的序幕。这些思想文化观念的创新，成为推动这些国家走向兴盛的先导。工业革命的历程也无不说明越是创新活跃的地方，就越容易成为工业革命的广阔舞台；一旦创新活力丧失，就面临着竞争出局的危险。18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中心和工业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的转换，其中无不包含着深厚文化的根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28年弹指挥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回头看看，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就难以冲破，体制的坚冰也就不会融化，深圳还是渔村，浦东依旧沉寂。正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熔铸了敢于探索、勤于创造，勇于竞争、甘于冒险的创新文化，造就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仅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激荡人心的历史巨变，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更新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追求社会进步的脚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其本身就是应答历史挑战的过程。凡是对新挑战作出创新应答、创新文化活跃的国家和地区，就能兴旺发达、以至后来居上；凡是创新文化乏力、囿于固有经验和传统思维习惯的国家，就难于持续繁荣和长远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总要寻找落脚点，而且往往在最具创新意识的文化环境里实现突破。谁在文化创新上占踞优势，谁就能在发展中赢得主动。一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创新同创新事业相互促进、相互激荡，创新文化孕育着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着创新文化。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力量。文体是创新的母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声。观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体制的创新，无不利益并回归于文化的创新。这是逻辑和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进一步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精神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只有大力发展创新文化，才能不断推进和拓展先进文化。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步入一个创新不断涌现的知识经济时代，世界新科学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正在展开。文化的力量从未如此重要，创新的话题从未如此迫切。在这个时代里，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核心，知识产权成为财富的最大源泉，创新人才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具能动性和驱动力的战略资源，构建新型国家成为许多国家的首要的自学的选择。在这个时代，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已从单纯的经济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已经成为世界逐角一个大战场。创新文化成为国家最核心的软实力，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创新精神的强弱，日益成为民族兴旺发达，国家繁荣富强的关键因素。文化是既是民族之根，也城市之魂，更一个地方的个性特征。历史文化传承、先进文化发展、多元文化融合，形成了城市文化品牌，构成了城市竞争的软实力，决定着一个区域的社会和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强调“独创力关系到国家兴亡”，韩国人认为“资源有限，创新无限”，英国国会也指出“人民的想象力是国家的最大资源”，国家、德国都在急切打造国家创新体系。于是乎，人们比任何时候都坚信：创新不仅信赖于社会物质保障，最需要广大公众提高文化的素质；创新文化不仅是构建新型国家和地区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更是国家竞争的更重要组成部分；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不仅是激励创新的重要前提，更是一个民族和地区决胜未来的必由之路。

        基于这样的认识，自己作为大理人，就曾提出过文化兴州的建议，并主笔完成了《打造“文化大理”品牌对策研究》的课题。我始终认为要促进大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从大理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州的实现情况出发，从现代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文化发展在城市和区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城市和区域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积极主动地、有总体思路和总体布局地推进和实施文化建设，使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支撑点。因此，打造“文化大理”品牌的意义，突出表现在对大理地区的人文、经济、社会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意义。打造“文化大理”品牌的社会意义在于：一是打造“文化大理”品牌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表明先进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把文化建设摆在事关全局的战略位置，大力推进文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才能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二是打造文化大理品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求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文化生活质量、城乡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打造文化大理品牌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任务。党中央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从五个方面提高执政能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充分说明了文化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事关党的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二是经济意义：文化品牌是地区标志形象，是地区的“名片”、“自画像”和“宣传广告”，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文化载体，具有很强的可识别性；它是精神的，高于生活的，是意识形态、公民素质、审美取向的集中体现，是文化品格、内涵和精神的全息反映，对于外地人、外国人来说则是一种文化的解码和经济交往的桥梁，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品牌是文化产业壮大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品牌。在现代社会，文化品牌往往具有历史积淀深、知识密集型、高知名度，或者高技术、可复制、可持续利用再生产能力强等工业化特点，是文化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浓缩，是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重要推动力。深圳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基地之，而没有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等的品牌创建，深圳的旅游业、娱乐业、演艺业等都会黯然失色。文化是企业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企业品牌说到底也是文化品牌。从企业的诞生、命名、产品、服务、形象，以至经营思维、服务理念、团队精神、开放观念、营销取向、工业设计等，都渗透着文化的精神和形象。现代经济社会是“顾客第一”，而顾客购买产品和服务，是消费和享受物质，也是消费和享受文化；经济发展的基本信条“诚信”、“信誉”，也都需要文化的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把企业品牌打造成文化品牌，发挥品牌的增值效应，不断扩大有形和无形资产。文化品牌能够产生巨大的附加值。这主要表现在拉动经济效应和循环经济效应上，诚如美国文化业成为全国出口的第一产业，其三大支柱——百老汇的音乐剧、迪斯尼的娱乐业、好莱坞的电影业，对当地的经济、旅游起着直接的提升作用，形成了良性循环，盛而不衰。

      三是人文意义：人文文化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五个，即经济、政治和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人文文化是凝聚和激励人民群众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打造文化大理品牌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智慧、加强民族团结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凝聚社会共识、保持社会认同、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实施科教兴州、促进大理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州建设“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奋发图强”人文大理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增强沟通力。随着城市和区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地区和民族朝着个体化、个性化、多样化发展，从而限制了人们与邻居的来往，也隔断了相互之间更多的交通和沟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邻里与邻里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心灵隔膜，“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打造文化大理品牌首先要从增进沟通开始，为人与人之间、邻里与邻里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创造更多的交流和参与的机会，以此建立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有利于增加亲和力，形成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城乡关系、民族关系和地区关系。大理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具有文化交流、沟通、整合功能，是增进民族之间沟通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近年来，我州各县市广泛开展了文化节，为民族之间、县市之间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公共关系平台。县域文化是文化大理这个区域文化的一种深入，因节日相识，因节日相融，它在各地区、各县市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生活在大理市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实现彼此间的平等、和睦、友善，从而推进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二是增强凝聚力。要使文化大理这个区域文化品牌创造安定有序、体现公平正义的良好环境，必须保障全州“一切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公平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否合理。公平是民族和地区凝聚力的保证，如果不讲公平，社会就不可能安定有序，民族和地区也不可能和谐共处。公平与公正包括文化公平、经济公平、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我州要打造文化大理这一品牌，就必响亮地提出“人人享受文化”这一人文理想，它强调了文化的全民性、平等性、多样性。区域文化是最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最基本文化利益的载体，也是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区域文化可以保证最低收入人群能够享有最起码的公共文化服务，使文化供给中的不平等现象得到缓解和一定程度上的平衡。只有让所有的“区域人”都公平地享受文化发展成果、实现文化权益，大理各民族之间才有凝聚力，才能回归到“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的这一人本理念。三是增强引导力。文化大理是大理各族人民无限依附的精神家园。区域品牌的真正本质是区域精神，区域品牌打造的核心点和难点是区域精神的培育。区域精神通常是指区域居民在一定历史阶段集体表现出来的主导性总体风貌，包括人们的思维、观念、心态、道德、风尚等。区域精神是区域人所高度认同的共同价值观，是潜移默化影响、统摄区域人思想和行为准则的一种集体意识，区域文化要把引导全州各族人民的集体精神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集体精神则应着力培养全州人民“向上向善向美”的情操和现代公民意识。只有这样，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才能达到和谐，而人自身的和谐，是其他和谐的关键。四是增强创造力。打造“文化大理”品牌是建设我州和谐社会的需要。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充满活力”。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是不可能推动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大理”是否充满活力，一个衡量的主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最大限度地激发全州各族人民的文化创造力。群众既是“文化大理”的受益者，又要是“文化大理”建设的创造者。唯有参与文化创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拥有文化，才能真正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为此，打造“文化大理”品牌要始终把握“大众创造、全民参与、人人享受”这一工作宗旨，让全州各族人民成为“文化大理”品牌的创造主体。当前，要根据群众的自我展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大力培育各种文化产业、文化企业和文化自治组织，使之成为“文化大理”品牌的实践者、创造者和受益者。由此可见，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能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光荣感；就能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意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健全人们的精神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推动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开放，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贡献。

民主既然如此历尽磨难，民主既然如此众说纷纭，民主既然如此举步维艰，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倡实行民主？ 21世纪的今天，在经历无数历史的磨难之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许多理由。比如，民主可以避免暴政，可以保障国民基本权利、普遍自由、独立思想，可以让人性在宽阔舒展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可以让社会在政治平等的条件下走向和平与繁荣，等等。不民主的恶果同样显而易见。在极端的年代，“意识形态屠杀”和“种族屠杀”一起将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极致，使人类文明濒临破产。从1789年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到今天全世界60％以上的国家实现民主化，民主的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世界上不乏民主国家，同样不乏“冒牌民主”国家。遥想萨达姆先生当年手握枪杆、威风凛凛，甚至要为美国穷人捐款时，伊拉克是何等的民主与团结!伊拉克民众不但可以参加选举，而且还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万众一心地投独裁者的赞成票。全票当选?真可谓“给民主一个机会，还领袖一个奇迹!”然而，谁都知道，此时的投票不过是枪杆子指挥笔杆子交朝廷作业。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美军压境时，这个全民拥护的总统先生，竟无人救驾，甚至忠心耿耿的共和国卫队也都用脚投票——跑光了。对于这种冒牌民主国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这样评价：“一条眼镜蛇不会因为它的主人说它是鸽子它就成了鸽子。无论一个国家的领袖们和宣传家们说得多么动听，只有当它具备了民主所必需的全部政治制度，这个国家才有资格被称为民主国家。没有民主的推动，就不会有真正的宪政；没有宪政的坚守，也不会有可持续的民主。今天，我们不难理解民主与宪政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宪政约束但不反对民主，它巩固和加强民主体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卢梭、潘恩和杰斐逊在内的时代风云人物都认为民主与宪政水火不容——因为宪政强调现在对过去的某个静止状态的遵循，而民主则更多是着眼于未来，关系到变化和进步，具有一个动态的视角。反对宪政的民主主义者认为宪政是死人设计出来的，而民主则是活人参与的。如果人们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却要服从宪政的条条框框，那么就无异于做一场“蝴蝶梦”，让活人接受死人的约束，让死人折磨活人。正因此，宪政被视为死人统治活人的工具。主张“每一代人都要来一场新的革命”的杰斐逊相信宪政是反民主的——“地球是活人的天下大，不是死人的天下”。言下之意，接受宪政就意味着今人做古人的牢。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反民主的宪政主义者则相信民主是一种“暴民的统治”，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无政府主义。由此出发，宪政主义者的理想是打造一个公正有序的政府。然而，这种对立并非不可救药。历史的风云际会使人们渐渐达成一种共识：民主将受到宪政保护并使后者尊严地运转。显而易见，有的转型国家之所以马不停蹄地修宪，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在宪法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吸纳民意，并获得一个实用的、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文本。在民主与宪政的理论融合方面，佛罗伦萨政治家布隆迪曾有深刻挖掘。在他看来，宪政与民主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对人类两种天性的防范与弘扬。宪政所面对的是人性悲观的一面、恶的一面，宪政的目的就是通过制度建设约束人类；而民主所面对的则是人性乐观的一面、善的一面，民主主义者相信通过民主参与，人类将拥有美好未来。他们相信，这个美好未来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今天，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最大的悲哀或许就是，我们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结果少数人成了暴君；而当多数人成为“乌合之众”时，群氓的非理性同样制造了灾难性的后果。简而言之，民主与宪政并非一对天然矛盾，它为人性的善恶而设，其目的就在于“阻恶扬善”。人们通常以为，宪政的目的在于限制公权、保护民权，理解这一点并不难。但宪政的作用并不止于此，因为它不仅要限制公权，同时也要为民主设一个底线，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殊途同归的是，无论是限制“唯一政府”还是限制“多数民众”，无论是立足宪政还是民主，一切目的莫不都是为了保护具体的个人，使其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免受来自政府与社会的侵害。德鲁克如是说：“人类作为社会和政府的存在，必须要在功能正常的社会，正如人类作为生物的存在，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事实上，这种惊恐的直接原因便是社会的崩溃；而克服这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 无疑，民主不只是选举，不是几年赶一次集匆匆投票了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主的意义更在于培育和促进社会的成长。21世纪的今天，当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时，我们同样看到，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功能正常的社会，面没有“社会”，社会主义又从何谈起？民主国家社会力量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以美国为例，除了由国家政党、总统政治以及官僚机构等操持的“政治”外，还有一种广泛存在于街坊邻里之间的民主。如果说前者是吸引眼球的“华而不实的想象”，它使公民成为旁观者而不是脚踏实地地参与，那么后者则更像“后院里的革命”，虽然悄无声息，却在一点一滴地养育着国家，使国家小河有水大河满。社会民主无疑是民主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政党政治一起构成民主生活的两翼。如托克维尼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贵族制度把所有的公民，从农民到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使其环环脱落。当社会进入散兵游勇的陌生人状态，没有人能够单枪匹马维护自己的自由。为此，社会必须在独立中合群，重新组织以求自治。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今天美国活跃着百万余非营利组织，他们的活动不仅为美国贡献了1/10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且成了美国最大的“就业机构”。今天的中国，如何评价民主社会主义？推崇者认为中国过去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唯我独尊”、“唯我独社”、“唯我独马”的僵化思维，不能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吸纳世界，其结果是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窄。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撰文指出：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中国的制度不能够阻止把50万人打成右派，不能阻止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疯狂，当“文化大革命”废止中国宪法，停止会议活动时，中国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民主社会主义在哪？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强调民主，与西方其他国家一样有条共同的民主底线圈，与此同时，在经济上比较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中国曾经取经的“新加坡模式”也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前新加坡副总理拉假拉南总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新加坡本土学者认为，新加坡模式更像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即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方法来分配财富。反对派则将社会主义的矛头直接指向前苏联的“破产”，他们认为短短的6年时间，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推选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了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争论归争论。无论是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应该有一个共同底线。如秦晖先生所说，共同底线是个不可妥协的领域，简言之就是“权界要划清”、“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权责要对应”。显而易见，在权威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泛滥时是没有这种“共同底线”的，因为它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自由。为此，不妨关注一下前不久发生的“土耳其大选风波”。由于遭到维护世俗势力的土耳其军方的抵制，今年5月1日，土耳其宪法法院以议员出席人数不足为由，宣布大国民议会4月27日进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投票无效。此前军方暗示可能因为反感总统候选人居尔的妻子戴头巾要政变。显然，无论军队多想维护世俗政体，也不能以践踏民主为代价，因为惩罚政府的职责在选民，而非军队。《经济学人》为此发表封面文章《为土耳其之灵而战》，说到底也是为了守住一个国家的共同底线。那么，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对此，相关争论由来已久。从民主在雅典生根发芽，到罗马共和国的建立，25个世纪以来的民主历程不可不谓艰难困苦。有史料记载，斯巴达的民主其实雅典还要早100年，只不过路途夭折，从此以专制的面目跳上历史的擂台。 20世纪，民主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被专制政权取代的例子不下70起。直到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苏联解体和柏林墙的倒掉，局面才有所改观。在民主浪潮“第三波”（亨廷顿语）的席卷之下，在某些地区非民主国家变成了被民主国家包围的“飞地”。如罗伯特·达尔所说：“所有对民主的主要替代物要么烟消云散，蜕变成稀奇古怪的残存物，要么退出原来的领域，龟缩进它最后的堡垒中去。”20世纪，不仅在建立在排他性参政权之上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世袭的贵州制、寡头制在人们眼中丧失其合法性，同样让那些披着进步马夹的反民主体制消失在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未来废墟里。民主是人类创造的、用于改善自己命运的工具，当然并非全能。如有学者指出：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市场自由及“意识形态的终结”，更不能导致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然而，民主政权有着良好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治组织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考虑产油国，世界上几乎所有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几乎所有最贫穷的国家，除了印度和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是非民主国家。无论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首先是个为人所用的“东西”。今天，历史翻过集权的一页，从价值理性上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民主是好东西，但是，从工具理性上说，认识到民主在一定条件下会就“坏东西”，也未必不是好事，毕竟希特勒是通过竞选握住了第三帝国的权柄。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人们不惜冒险犯难，坚守民主的价值；同样，认识到民主可能衍生出“坏东西”，民主才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民主进步史，就像飞机发明史。我们不能因为偶有飞机失事就否定人类飞行理想。时光永远流逝，不难想象，后人站在未来观看我们，就像我们坐在波音宽敞舒适的机舱里透过云层回望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的“飞行者1号”一样。今天，我们看到了雅典民主的粗陋，也是在漫长的时光长河中见证今天的民主获得了怎么样的成长。作为工具，民主并非十全十美，但可以不断进化与修正；作为价值，我们看到的则是人类想飞的信念始终不渝。

牵住了牛鼻子，并不等于我们就控制了整条牛。事情如果只强调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我们就有可能在在真理之路上不经意间就滑向了它的另一面。因为真理和谬误往往只有一墙之隔。反思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只要我们客观分析它与强人式发展主义的不同，它对和平发展的制约，以及它对公共生活的陌生，我们就会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对我国社会文明进步关系，道理同样也是如此，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牛鼻子”作用就可以一劳永逸、万事大吉。

我们主张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与强人式的发展主义不同。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经历过类似经济决定论的时期，进入现代世界以来，每个民族的上升都必然以经济力量的上升为标志。虽然在欧洲和北美，发展被视为只是自由的副产物，人们并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建立自由制度，而是长久、稳定的自由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但是在现代世界里，贫穷而又坚定地维持自由和尊严和国家几乎没有出现过。因此，每个有志气的民族都会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发展主义主导国家应该说是有其必然性的。而坚持自由主义的国家，往往依靠强人来实现国内和平，保证发展路线的实话。如同古代的立国者一样，这些强人在完成建国以后，会自然地在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者是他的自然生命结束了，或者是他自动引退。因为强人无论从制度上还是性格上都是与自由的制度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强人也无法把自己的权威留给继承者，如果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国家还需要依靠他的声望，那么绝非国家之福。

发展主义也可以在一个远离自己国土的大国强力支持下完成，但是这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比如大国的战略需要，本国统治阶级对民族感情的自觉克制，统治阶级的坚韧、高效、廉洁等等，或许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只适合于一些小国。发展主义还可以依靠军队等国家机器的坚强支持来实现经济发展。在中国，这些条件都很难成立。对于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来说，需要一个实在的、坚强的力量支持自己。没有这种支持，它无法应付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斗争，地方之间的利益斗争，常常使中央政府倍感棘手）。在缺乏其他手段的情况下，财政就成为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在经济决定论的引导下，这也是最自然的方法。中央集权制度需要金钱来平息地区间的矛盾、落后地区的怨气，来压制发达地区的桀骜，以此抚慰利益受损者的不满。

经过多年的改革，企业成为国家最可靠的依靠，它的兴衰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执行力量。经过改革的国企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它不在具有以前那种保持社会性质、体现某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的功能，它不再是人民的企业，它的兴盛发达已经无法使人民激动。因此，在它的内部管理中，可以作任何尝试。它不仅是税收的来源，还控制着经济命脉。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他的存在和发达就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任何从效率意义上对它的攻击都是无效的。为了维持他的强大存在，国家就不得不满足它的各种利益要求，比如垄断；也必须忍受它的一切恶劣习气，比如低效、浪费、贪污等等。这一切实际上严重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企对国家真正意义的功能：即与国际资本展开竞争，提供技术的进步和升级。

但是，国企的这种存在显然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本意和主张是冲突的，因为谁都知道它近乎垄断了一切有高额利益的行业。政府一方面不断地从经济事务中抽身，同时却不得不加大对国企的扶持；一方面不断铲除影响经济发展的种种不平等因素，同时却又不得不不断增强国企的垄断地位。它一方面试图使市场发达，同时又要不断地破坏市场。

由于官民分立的政治结构，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使政府的力量增强，反而使它倍感艰难。地方政府在与经济上升的联盟中，常常获得好处，而中央政府却不能。事实上，地方政府的这种举动也常常使中央政府疑虑重重。这也是他与强人式发展主义的区别之一。

虽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常常令执政者备受诟病，但除此以外，它也毫无办法。因为要使自己从经济增长中地位不断增强，它必须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众的授权上，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真正的税收上。而这就需要它改革自己的财政，建立公共财政。如果这样，它必须接受税收贡献者的权利要求。只有这样，国家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的、真正独立的地位才能确立。显然这需要一场政治哲学革命，需要放弃甚至要批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部分经济决定论。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所构建的世界中，只有使经济不断发展，只有拥有经济力量，才能协调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统治也才能有力量。

因此，在培育市场自己运行的同时，政府无法克制自己干预经济活动的冲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人也常遭伤害和侮辱；在建立规则的同时，人们也有动力去购买破坏规则的特权。

民主既然如此历尽磨难，民主既然如此众说纷纭，民主既然如此举步维艰，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倡实行民主？

21世纪的今天，在经历无数历史的磨难之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许多理由。比如，民主可以避免暴政，可以保障国民基本权利、普遍自由、独立思想，可以让人性在宽阔舒展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可以让社会在政治平等的条件下走向和平与繁荣，等等。不民主的恶果同样显而易见。在极端的年代，“意识形态屠杀”和“种族屠杀”一起将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极致，使人类文明濒临破产。

从1789年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到今天全世界60％以上的国家实现民主化，民主的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世界上不乏民主国家，同样不乏“冒牌民主”国家。

遥想萨达姆先生当年手握枪杆、威风凛凛，甚至要为美国穷人捐款时，伊拉克是何等的民主与团结!伊拉克民众不但可以参加选举，而且还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万众一心地投独裁者的赞成票。全票当选?真可谓“给民主一个机会，还领袖一个奇迹!”然而，谁都知道，此时的投票不过是枪杆子指挥笔杆子交朝廷作业。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美军压境时，这个全民拥护的总统先生，竟无人救驾，甚至忠心耿耿的共和国卫队也都用脚投票——跑光了。

对于这种冒牌民主国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这样评价：“一条眼镜蛇不会因为它的主人说它是鸽子它就成了鸽子。无论一个国家的领袖们和宣传家们说得多么动听，只有当它具备了民主所必需的全部政治制度，这个国家才有资格被称为民主国家。

没有民主的推动，就不会有真正的宪政；没有宪政的坚守，也不会有可持续的民主。今天，我们不难理解民主与宪政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宪政约束但不反对民主，它巩固和加强民主体制。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卢梭、潘恩和杰斐逊在内的时代风云人物都认为民主与宪政水火不容——因为宪政强调现在对过去的某个静止状态的遵循，而民主则更多是着眼于未来，关系到变化和进步，具有一个动态的视角。

反对宪政的民主主义者认为宪政是死人设计出来的，而民主则是活人参与的。如果人们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却要服从宪政的条条框框，那么就无异于做一场“蝴蝶梦”，让活人接受死人的约束，让死人折磨活人。正因此，宪政被视为死人统治活人的工具。主张“每一代人都要来一场新的革命”的杰斐逊相信宪政是反民主的——“地球是活人的天下大，不是死人的天下”。言下之意，接受宪政就意味着今人做古人的牢。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反民主的宪政主义者则相信民主是一种“暴民的统治”，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无政府主义。由此出发，宪政主义者的理想是打造一个公正有序的政府。

然而，这种对立并非不可救药。历史的风云际会使人们渐渐达成一种共识：民主将受到宪政保护并使后者尊严地运转。显而易见，有的转型国家之所以马不停蹄地修宪，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在宪法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吸纳民意，并获得一个实用的、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文本。

在民主与宪政的理论融合方面，佛罗伦萨政治家布隆迪曾有深刻挖掘。在他看来，宪政与民主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对人类两种天性的防范与弘扬。宪政所面对的是人性悲观的一面、恶的一面，宪政的目的就是通过制度建设约束人类；而民主所面对的则是人性乐观的一面、善的一面，民主主义者相信通过民主参与，人类将拥有美好未来。他们相信，这个美好未来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今天，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最大的悲哀或许就是，我们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结果少数人成了暴君；而当多数人成为“乌合之众”时，群氓的非理性同样制造了灾难性的后果。

简而言之，民主与宪政并非一对天然矛盾，它为人性的善恶而设，其目的就在于“阻恶扬善”。人们通常以为，宪政的目的在于限制公权、保护民权，理解这一点并不难。但宪政的作用并不止于此，因为它不仅要限制公权，同时也要为民主设一个底线，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

殊途同归的是，无论是限制“唯一政府”还是限制“多数民众”，无论是立足宪政还是民主，一切目的莫不都是为了保护具体的个人，使其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免受来自政府与社会的侵害。

德鲁克如是说：“人类作为社会和政府的存在，必须要在功能正常的社会，正如人类作为生物的存在，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事实上，这种惊恐的直接原因便是社会的崩溃；而克服这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

无疑，民主不只是选举，不是几年赶一次集匆匆投票了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主的意义更在于培育和促进社会的成长。21世纪的今天，当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时，我们同样看到，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功能正常的社会，面没有“社会”，社会主义又从何谈起？

民主国家社会力量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以美国为例，除了由国家政党、总统政治以及官僚机构等操持的“政治”外，还有一种广泛存在于街坊邻里之间的民主。如果说前者是吸引眼球的“华而不实的想象”，它使公民成为旁观者而不是脚踏实地地参与，那么后者则更像“后院里的革命”，虽然悄无声息，却在一点一滴地养育着国家，使国家小河有水大河满。

社会民主无疑是民主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政党政治一起构成民主生活的两翼。如托克维尼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贵族制度把所有的公民，从农民到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使其环环脱落。当社会进入散兵游勇的陌生人状态，没有人能够单枪匹马维护自己的自由。为此，社会必须在独立中合群，重新组织以求自治。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今天美国活跃着百万余非营利组织，他们的活动不仅为美国贡献了1/10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且成了美国最大的“就业机构”。

今天的中国，如何评价民主社会主义？推崇者认为中国过去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唯我独尊”、“唯我独社”、“唯我独马”的僵化思维，不能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吸纳世界，其结果是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窄。

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撰文指出：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中国的制度不能够阻止把50万人打成右派，不能阻止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疯狂，当“文化大革命”废止中国宪法，停止会议活动时，中国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在哪？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强调民主，与西方其他国家一样有条共同的民主底线圈，与此同时，在经济上比较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中国曾经取经的“新加坡模式”也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前新加坡副总理拉假拉南总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新加坡本土学者认为，新加坡模式更像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即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方法来分配财富。

反对派则将社会主义的矛头直接指向前苏联的“破产”，他们认为短短的6年时间，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推选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了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争论归争论。无论是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应该有一个共同底线。如秦晖先生所说，共同底线是个不可妥协的领域，简言之就是“权界要划清”、“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权责要对应”。显而易见，在权威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泛滥时是没有这种“共同底线”的，因为它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自由。

为此，不妨关注一下前不久发生的“土耳其大选风波”。由于遭到维护世俗势力的土耳其军方的抵制，今年5月1日，土耳其宪法法院以议员出席人数不足为由，宣布大国民议会4月27日进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投票无效。此前军方暗示可能因为反感总统候选人居尔的妻子戴头巾要政变。显然，无论军队多想维护世俗政体，也不能以践踏民主为代价，因为惩罚政府的职责在选民，而非军队。《经济学人》为此发表封面文章《为土耳其之灵而战》，说到底也是为了守住一个国家的共同底线。

那么，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对此，相关争论由来已久。从民主在雅典生根发芽，到罗马共和国的建立，25个世纪以来的民主历程不可不谓艰难困苦。有史料记载，斯巴达的民主其实雅典还要早100年，只不过路途夭折，从此以专制的面目跳上历史的擂台。

20世纪，民主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被专制政权取代的例子不下70起。直到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苏联解体和柏林墙的倒掉，局面才有所改观。在民主浪潮“第三波”（亨廷顿语）的席卷之下，在某些地区非民主国家变成了被民主国家包围的“飞地”。如罗伯特·达尔所说：“所有对民主的主要替代物要么烟消云散，蜕变成稀奇古怪的残存物，要么退出原来的领域，龟缩进它最后的堡垒中去。”20世纪，不仅在建立在排他性参政权之上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世袭的贵州制、寡头制在人们眼中丧失其合法性，同样让那些披着进步马夹的反民主体制消失在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未来废墟里。

民主是人类创造的、用于改善自己命运的工具，当然并非全能。如有学者指出：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市场自由及“意识形态的终结”，更不能导致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然而，民主政权有着良好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治组织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考虑产油国，世界上几乎所有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几乎所有最贫穷的国家，除了印度和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是非民主国家。

无论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首先是个为人所用的“东西”。今天，历史翻过集权的一页，从价值理性上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民主是好东西，但是，从工具理性上说，认识到民主在一定条件下会就“坏东西”，也未必不是好事，毕竟希特勒是通过竞选握住了第三帝国的权柄。

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人们不惜冒险犯难，坚守民主的价值；同样，认识到民主可能衍生出“坏东西”，民主才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

民主进步史，就像飞机发明史。我们不能因为偶有飞机失事就否定人类飞行理想。时光永远流逝，不难想象，后人站在未来观看我们，就像我们坐在波音宽敞舒适的机舱里透过云层回望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的“飞行者1号”一样。今天，我们看到了雅典民主的粗陋，也是在漫长的时光长河中见证今天的民主获得了怎么样的成长。作为工具，民主并非十全十美，但可以不断进化与修正；作为价值，我们看到的则是人类想飞的信念始终不渝。